癌症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的最主要疾病，每年全球新发癌症患者1400万，死于癌症的患者达900万。抗击癌症成为全球挑战。

　　中国策略

　　美国著名文化心理学家尼斯比特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有着各自的轨迹：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分析思维为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辩证和整体思维为主要特征。

　　汤钊猷院士从东西方思维特点，提出“消灭”与“改造”并举、具有中国特色的抗癌策略。

　　近百年癌症治疗最大的成就，就是局部“消灭”瘤块。“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是战争指导的根本法则。同样，只有最大限度消除肿瘤，才能有效保存机体。手术，包括近年来发展的微创消瘤减瘤，是最主要的“消灭”手段，对于早期、体积较小、没有转移的癌症，可获得良好效果;放疗和化疗也是“消灭”手段。但“消灭” 策略是双刃剑，存在以下问题——

　　1. 癌症转移可发生于“早期”。几乎所有的“消灭”手段均可促进残癌转移和发展;

　　2. 如同所有生命体一样，癌症也处于不断进化中。化疗或放射治疗消灭“敏感”性癌细胞后，原先“不敏感”癌细胞获得“选择”，可逆势生长，加快癌症进展;

　　3. 化疗或放疗可促使癌细胞的基因再突变，形成“离群者”。这种癌细胞不仅对原先的治疗发生抵抗，即耐药，而且“恶性”程度更高，发展更凶猛;

　　4. 化疗和放疗“敌我不分”，同时抑制机体免疫功能，减弱免疫监护，促进癌细胞生长。

　　汤钊猷院士在他的《消灭与改造并举》中指出：21世纪的抗癌战争除继续寻找新的消灭肿瘤的办法外，将重点研究“改造残癌”和“改造机体”的方法。过去一个多世纪，正因为抗癌战是建立在病理学基础上，科学家都集中研究如何消灭肿瘤，而忽视了“看病人”，以致没有足够重视改造机体，忽视了机体的抗癌能力，以致在延续生命、提高生存率方面进步有限。

　　“改造”策略包括改造癌细胞本身及其周围环境，还包括改善整个机体的抗癌能力。

　　“改造”癌细胞——

　　(1)让癌细胞“改邪归正”。癌细胞是正常细胞基因突变的产物。前述王振义团队应用反式维甲酸和砷剂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就是砷剂与这种白血病细胞中癌蛋白结合，让癌细胞重走分化之路，达到改邪归正的目的。这就是所谓“诱导分化疗法”。

　　(2)让癌细胞相互制约，“以恶制恶”。癌细胞之间会相互竞争。在接受治疗以前，在肿瘤内部，就存在对化学物敏感的和抵抗的两种癌细胞，由于利用能量和占据“领地”的竞争，两者相互处于对立抑制状态。高剂量化疗药的严苛治疗，消灭了敏感细胞，也消除了“竞争者”，抵抗性细胞通过“选择”，从抑制状态转为快速生长。如果给予短疗程适量化疗，维持一定数量残存敏感性细胞， 利用细胞群之间的竞争， 可抑制抵抗性细胞无节制生长，阻止疾病进展，这就是所谓适应疗法(Adaptive Therapy)。

　　(3)减低癌细胞的“恶性”。癌症早期癌细胞恶性程度较低，越到后来，恶性程度越高。尤其经过化疗和放疗“考验”的癌细胞，往往更为“恶性”。汤钊猷院士发现，由5味中药组成的“松友饮”在动物实验中，可使肝癌干细胞的一种与转移能力相关的EpCAM表达减少，使癌细胞恶性程度减低。

　　我们检测不同的癌细胞分子标志，发现胰腺癌经冷冻处理后，癌细胞的恶性程度明显减低，从而解释了为什么胰腺癌冷冻消瘤减瘤后，患者生存期明显延长。

　　“改造”微环境——

　　植物生长需要营养丰富的土壤和水源，缺少了土壤和水源，植物就会枯死。肿瘤生长也需要良好的周围微环境 。

　　肿瘤微环境主要由基底膜、毛细血管、基质细胞以及细胞外基质组成。基质细胞主要包括成纤维细胞、免疫和炎性细胞、巨噬细胞、间充质干细胞、脂肪细胞、平滑肌细胞、神经细胞、内皮细胞、上皮细胞、胶质细胞等;细胞外基质则主要包括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纤维蛋白、胶原、蛋白聚糖、小分子化合物以及金属基质蛋白酶等。

　　微环境内炎性细胞产生活性氧和氮类，形成一种细胞DNA的损伤剂——过氧哑硝酸盐，加强肿瘤基因的不稳定性;肿瘤组织中缺乏功能性淋巴系统，加之肿瘤血管内皮细胞不完整或缺失、间质内液体增多，最终引起肿瘤间质高压;肿瘤细胞对氧和葡萄糖等物质的需求增加，加上血供不足，导致肿瘤组织缺氧，缺氧又导致无氧糖酵解释放大量乳酸，使肿瘤组织内呈酸性。这些因素均可促进癌细胞生长。

　　因此，对肿瘤微环境中一些因素采取干预措施，可抑制肿瘤的进展。已证明，炎症抑制剂阿司匹林和非甾体抗炎剂，均有抑制癌细胞生长的作用。中药“清热解毒”剂常用于抗癌治疗，是否与抑制炎症有关，值得研究。

　　“改造”整体和局部——

　　癌症是全身性疾病，伴有全身和局部的调控失调。“改造”机体包括维护和改善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和代谢系统的功能。

　　改善机体免疫功能，是“改造”机体抗癌能力的关键。按照癌症免疫编辑学说，肿瘤发生有三个时期：消除期、平衡期和逃逸期。在第一个时期，肿瘤细胞可被先天和后继性免疫机制(T细胞为主)消除;如果未能有效消除，后继性免疫依然可能将这些肿瘤细胞控制着不生长，甚至长达宿主一生稳定，即平衡期，此时不会出现癌症症状;但在一定情况下，肿瘤细胞会逃脱免疫筛查，形成突变体，下调其抗原或MHC分子的表达，并分泌免疫抑制细胞因子TGFβ和IL10、招募促进肿瘤细胞生长的Treg细胞， 这就是逃逸期，此时，肿瘤不再受效应T细胞的识别控制而迅速生长。

　　细胞免疫在抗肿瘤效应中起主导作用。其中，T细胞介导特异性细胞免疫，NK细胞和单核巨噬细胞介导非特异性细胞免疫，两类免疫细胞又互相协作，是抗肿瘤的主要效应细胞。中性粒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也参与抗肿瘤效应。

　　免疫疗法被认为是二十一世纪肿瘤综合治疗模式中最活跃、最有发展前途的一种治疗手段。细胞免疫治疗有过继细胞免疫治疗、肿瘤疫苗、非特异性免疫刺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

　　中国价值

　　汤钊猷院士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简单地说就是实现‘中国梦’，在医学界的目标，也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医学’。其中，肿瘤学界的目标，是否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的肿瘤医学，说得简单一些，是否就是发展‘中国式抗癌’呢?”(引自《中国式抗癌-孙子兵法中的智慧》)。

　　发展中国式抗癌，要发扬中华文明精髓。中医，理所当然是中华文明精髓的一部分。按照汤院士的观点：中国特色的抗癌之路绝对不是排斥西医，而是既要学习西方，又要超越西方，要理论和实践相互转化，实现中医的宏观和西医的微观相结合，将中医的“天人合一”“扶正祛邪”“疏导”策略与西医擅长的“消灭”“围堵”实行互补。

　　恰似百川归海，一个时代的精神中，有着昨天的思考、今天的探求和明天的希冀。我们今天探究抗癌，一定要有中国元素。人类文明史上，可能没有哪个国家像近代的中国一样，经历如此巨大的心灵冲击与精神变革;也再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一样，在不断的挫折和磨砺中，锻造属于自己的价值理念与精神图景。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时光荏苒，人间已换。在迈向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汤钊猷院士集半世纪的治癌经验和研究，用孙子兵法的智慧、思维和策略，阐述抗癌的要义，提出“中国式抗癌”，蕴含了中国肿瘤界战胜“众病之王”的智慧和信心，彰显了中国的独特魅力和价值。